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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该有的经历|少年刺伤霸凌者:“我被打时没人来管”

快讯 来源:三联生活周刊      时间:2020-09-29 11:03:21

在15位同学的拳脚下,少年蒋麒拿出折叠刀反抗,刺伤了三名霸凌者。“以暴制暴”的悲剧后面,是一些未成年人的无助:他们无法远离同龄人的暴力,也不知如何从成年人那里得到有效的帮助。

见到蒋麒是在一个周日上午,蒋麒的爷爷蒋佑华早早站在家门口,盯着进村唯一的土路,生怕和我搭的车错过了。

刚满16岁的蒋麒身高已经接近一米八,穿着束袖口的白色运动服,神态腼腆,带着明显的稚气。他和爷爷奶奶住在湖南邵东的村子里,距离邵东城区约20公里。从城里出发,开车45分钟后,还需要走过一条下坡小路,才能到达蒋麒的家。

老房子已经有年头了,木门的下半部分破损,泛出泥土色。客厅里是并不平整的暗灰色水泥地,白天阴凉但略为昏暗,吃饭时摆上一张竹桌子,客厅便成了餐厅。屋外是长着杂草的土地,两位老人在门前养了鸡鸭,奶奶每天中午打上一大盆水,坐在这里洗衣服,再把水直接倒进地里。蒋麒从小在这里长大,熟悉的环境让他放松,尤其刚度过一段被群殴和被关押在看守所的经历后。

少年刺伤霸凌者:“我被打时没人来管”

2019年5月17日,在湖南吉首二中的男厕所里,不到15岁的蒋麒被同年级的15名学生殴打。混乱中,他拿出一把折叠刀胡乱挥舞,刺伤三名围殴者,其中两人为重伤二级,另一人为轻微伤。蒋麒以故意伤害罪被警方羁押,在看守所度过了11个月。这段日子被蒋麒称为“被插入到人生中、本来不该有的经历”。

他在看守所里学会了察言观色,如何和其他“资历更深”的牢友搞好关系,也见到一些所谓“社会人”。他们大多十八九岁,声称自己来自一些赫赫有名的江湖帮派——太子党、湘西一把火、乾州一把刀⋯⋯因为寻衅滋事、聚众斗殴被抓进来。但蒋麒后来发现,所谓的这些江湖派系早就没有了,很多人只是借块招牌壮声势,打架闹事,结果被抓起来。

看守所里这些争强斗狠的“社会人”,蒋麒以前不认识,但却多少有些熟悉的感觉——在他曾就读的吉首二中,不乏这样的年轻人。虽然年龄更小且还在学校,但社会的暴力毒素已经渗透进他们的生活,也不幸沾染到蒋麒身上。

少年刺伤霸凌者:“我被打时没人来管”

被羁押11个月后,2020年7月6日,吉首市人民法院认为,蒋麒在遭受多人群殴时进行反击,构成正当防卫,一审判决蒋麒无罪。但无罪判决结果没有被检方认同。10天后,吉首市人民检察院向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,要求以故意伤害罪追究蒋麒刑责。在新一轮司法结果出来之前,蒋麒被取保候审,转学回到邵东老家,暂时远离了他眼中“到处都是危险”的吉首二中。

危险的厕所

吉首市距邵东城区近350公里,是蒋麒妈妈莫娥的娘家。3岁时,蒋麒的爸爸因病去世,莫娥回到吉首,在当地商场的珠宝柜台工作。蒋麒与爷爷奶奶生活在邵东乡下,在村里度过了一段简单的小学时光。上初一后,莫娥发现儿子的成绩并不理想,决定把孩子接到吉首上学,因为“城里学校教育质量更好”。

但莫娥并没意识到,虽然城里的学校教育资源更丰富,但情况也更复杂。在吉首当地有一句歌谣:“一中学风好,二中男仔多,三中难爬坡。”在当地,男仔是混混的意思,“难爬坡”则意味着“这辈子没啥盼头了”。“那时候本想转学到吉首一中,我知道一中的教育质量和学风都不错。”蒋佑华说。他退休前是镇上学校的老师,至今村民都称呼他为蒋老师,对“学风”颇为重视。“不过想去一中,得在市里教育局‘有人’。我们没办法,按孩子妈妈的安排上了二中。”

“你站在门口会看到厕所里有烟冒出来。很多人在里头抽烟,上厕所都找不到位置。”这些躲在厕所里抽烟的孩子是蒋麒眼中“另一个世界、有单独一套体系”的学生。

来到这所城里的学校后,蒋麒发现它与村里学校的第一个不同之处是厕所。“他们是学校里的‘社会人’,认识社会上的小混混,走到哪里都是七八个人一起,很威风。有时也会看到校门口围着十几个社会上的人,染五颜六色的头发,打耳洞,身上到处是文身。”蒋麒比画着自己的手臂示意。

在厕所遇到抽烟的学生时,蒋麒心里会“莫名有点发慌”,上完厕所赶紧离开。他估计,每个班大概都有十来个这样的同学,上课睡觉、玩手机游戏、聊天。“也听说过他们会欺负同学,常常在学校里到处宣扬要打某个人。那时候我以为他们只是嘴上说说而已。”直到入校两个月后,被欺凌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,蒋麒才知道,打人的事情并不只是“嘴上说说”。

少年刺伤霸凌者:“我被打时没人来管”

每天午饭结束,吉首二中的学生们有一个半小时的休息时间。被打的那天,教学楼下空旷的大平台正在举行拔河比赛。蒋麒凑在人群里围观,忽然有一个不认识的同学从后面拍了拍他的肩膀,让他一起去另一个角落。“他的语气很好,还对我笑了两下,我就跟着过去了。”

随后,蒋麒被带到十几个不认识的同学面前。站在中间的“老大”问他:“你平时为什么老是在楼上盯着我看?是不是想喊人打我?”蒋麒的教室在三楼,初来乍到的他常常课间趴在三楼围栏上张望,没想到这个举动引来了一楼“老大”的注意。“我当时蒙了,一直跟他解释,‘我根本不认识你,没有盯着你看,更没有要打你’。他不听,只是不停重复之前的话。”回忆起当时的情形,蒋麒的语气不自觉地加快,变得着急起来,“我不知道还能怎么解释,他们人多,又围着我,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!”每次向“老大”解释完,蒋麒都迅速把头低下,望着地板。但最后一次回完话,他偷偷瞟了一眼周围,正好与站在“老大”身边的同学眼神对上。“那个人也刚好看着我,就说:‘你很嚣张啊,敢盯着老子看,走,去厕所。’”

那时的蒋麒还不理解“去厕所”意味着什么。“去厕所干吗?”他问。人群中发出一阵哄笑。有人捏着嗓子揶揄:“你说去厕所干什么?跟你谈人生吗?”

蒋麒隐约觉得不对劲,但“当时我刚从农村过来,一个人都不认识,只好跟着他们去了”。蒋麒对我苦笑了一下,“我一进去就觉得上当了,因为厕所里有好多人”。

他记得自己被推搡着站到了一边,对面那群陌生同学开始用他听不懂的吉首话窃窃私语。突然一根木棍敲到了他的头上,蒋麒感觉“整个脑袋天旋地转”,他本能地伸出一只手挡住头,挥动另一只手打到了拎棍子的人。“然后我就完了。”蒋麒再次苦笑。一群人把他按到地上。“人在一瞬间涌上来,我动都动不了,他们从背后冲上来,跳起来拍我的头,把我按倒,那么多的手脚开始打我。”

少年刺伤霸凌者:“我被打时没人来管”

一轮殴打结束后,人群稍微散开。蒋麒站起来背靠着墙,一边慢慢往厕所外挪动,一边问对方:“我哪里惹到你们了?为什么要打我?”后来他才明白,对这些校园里的“社会人”来说,“欺负一个人并不需要什么理由,可能只是因为你好欺负”。有两类人可能免受欺负,一类是成绩特别好、受到老师关注的同学,另一类是同样认识社会上的人,“有人罩着”。而他这样从农村转学过来,在当地没有什么社会关系的学生,很容易成为被欺负的对象。

快退到厕所门口时,有人喊了一句“别跟他废话,拖进去继续打”,蒋麒慌忙跑了出去。

求助

欺凌来得猝不及防,蒋麒逃离危险的厕所,飞奔到办公室求助班主任。

他认出了一名打人者,“但那个班的班主任说‘一个巴掌拍不响,苍蝇不叮无缝的蛋’。

班主任带着他到每个班去认人。对方一致说是我先动手打了他们,那个班主任也相信他们”。说到这里,蒋麒发出一声哼笑,摊手问我:“我一个新来的,会去打十几个人吗?那个班的班主任只是想尽量把自己班上的同学撇清关系,免得自己被学校批评。”最终,参与这次群殴的其中两名学生赔偿了蒋麒3000元并被记过,事情就算处理完了。爷爷蒋佑华觉得,这次事情处理得太草率。但他当时正因阑尾炎住院,无法参与,“孩子妈妈也很忙,息事宁人算了”。

之后,蒋麒还两次目睹了其他同学被围攻欺负。“一次还是在学校的厕所里,一群人先用衣服蒙住一个同学的脑袋,再上去踢他、踩他。”蒋麒认识被打的同学,“老实巴交,成绩不太好,甚至有点傻傻的”。另一次在放学的路上,蒋麒看到校外的巷子里,学校里的学生和社会上的小混混围着一个倒在地上的同学群殴,拿皮带抽打,用脚踢。

少年刺伤霸凌者:“我被打时没人来管”

目睹的暴力让蒋麒害怕,他的转学生身份、家境,甚至口音都可能是招来麻烦的源头。

“这个学校处处都是危险。这里的学生都说苗族话、吉首话,我一个人说普通话,有格格不入的感觉。”蒋麒说。他的成绩开始下滑,妈妈莫娥觉得,儿子成绩下降是因为平时过度沉迷于手机。那一次,母子俩爆发了一场争吵,争执中莫娥拿起蒋麒的手机摔在地上。蒋麒顺势提出,自己想转学,回邵东去读书。

蒋麒没有跟妈妈详细聊过学校里的危险,“告诉她也没用,她又不能每天盯着我,而且她还摔坏了我的手机”。

莫娥不能理解儿子的请求。她20岁时生下了蒋麒,孩子父亲去世后,她再婚了。丈夫常年在外省工作,她在吉首一个繁华商场的珠宝柜台当销售经理,工作占据了她大量的时间,还要一个人照顾蒋麒和刚满4岁的女儿。她觉得,自己已经尽全力给孩子提供好的教育。

既不能求助成年人,又无法离开这里,蒋麒想学着用“那个世界”的规则来保护自己。

被打之后,有同学给蒋麒传授经验,让他给“社会人”买烟、说好话,就不会再被欺负了。蒋麒去学校门口的小商店买了烟,课间在厕所遇见殴打自己的同学时,就派烟给他们。“他们让我也抽,我说我不会。他们说不抽就是不给面子,看不起他们。”就这样,蒋麒学会了抽烟,虽然是被迫的,但他觉得这似乎是一个有效的方法。给众人发了几次烟以后,“他们会骂我,排挤我,看不起我,不过没有再打过我”。

然而,相安无事的日子只持续了小半年。初二下学期,蒋麒再次摊上了麻烦。

一场事先宣扬的欺凌

“去厕所一定不是什么好事,但我没想到他会打我,我就去了”

2019年5月17日,早上7点左右,蒋麒刚到学校,就被等在教室门口的同班同学孙凯带去了厕所。此时的蒋麒已经“深谙规则”,。孙凯靠在厕所的矮墙上,边抽烟边问蒋麒:“我要打你,你怎么办?”

孙凯是班上的一名“社会人”。父亲经商,家里经济状况不错,也认识一些社会上的人,“出门都能用几十块、一百块钱”。14岁的他曾在QQ空间发出一张照片,桌上摆着一包零食、一盒香烟和一支打火机,配文是“一天标配”。孙凯还喜欢在空间里分享游戏和情感状态,似乎常常因为感情不顺而伤感,又很快会“官宣”新的女朋友。他的交往超出一般未成年人的范畴,曾专门发出一条动态,配图是一张染着黄头发的男生自拍照,写着祝贺“××哥生日快乐”,或是圈出十几个QQ昵称,写“感谢有你们”。

孙凯为什么会盯上蒋麒?判决书上给的理由是,两人“性格不合”。

但他仍然先向对方道了歉。“不知道究竟什么事,反正先道歉就对了。我说,大家都是同学,别叫人打我。但没用,他让我选择在学校厕所里被打还是在学校外面。”蒋麒选择了在学校外。按照“那个世界的规则”,在校外被打实际比在校内更可怕,校外意味着可能有社会上的人参与,斗殴的激烈程度是难以预料的。但蒋麒的打算是,“每个班的放学时间不一样,总不可能刚好他找的人同一时间放学了。打不过你,我总跑得掉嘛”。

吃过早饭从食堂出来后,另一个班的男生胡函带着四个同学又在楼梯上叫住蒋麒,说他招惹了自己的女朋友。蒋麒并不认识胡函,询问了对方女友的名字,才知道是自己的同班同学。“我都不知道怎么解释,也不知道惹到他女朋友是什么意思!”聊到这里,蒋麒从椅子上坐直,再次变得激动起来,“我只有坐车春游时跟那个女同学说了几句话。我一直说‘没有招惹她啊!’但也没用,胡函跟我说,要给他买包烟,否则叫人来打我。”

这是同一天蒋麒第二次被恐吓。他赶紧跑到学校外,买了一包7块钱的红旗渠香烟——这是他那天唯一能买得起的烟。莫娥每天给蒋麒7块零花钱,他有时会花2块钱坐公交车上学,更多时候会选择走路50分钟上学,省下这2块钱。但“那个世界”的学生,平时大多抽10块钱的金白沙,一包7块的红旗渠代表着“不尊重”和“没诚意”。胡函拒绝了这包不够体面的香烟,这意味着,一场针对蒋麒的围殴即将开始。

午饭过后,蒋麒在座位上休息时,三名同学再次来找他去厕所。蒋麒没有动,孙凯从教室外走进来。“说如果我不去,就找社会上的人在校外打我,要我好看。”蒋麒还记得自己当时的感觉,“整个人都不好了,脑袋都是空的,陷入了一种恐惧,很慌”。他拿出课桌里的一把折叠刀藏进了束口的校服衣袖里,“我想,如果他们只是要烟,我明天再去买;如果他们要打我,我就拿出来吓唬他们”。

至于刀是谁给的,蒋麒始终不愿意对别人透露,只是告诉我,当发现他被盯上后,有几位同学围上来关心他。“孙凯是不是要打你?”“你给他买些烟吧。”同学们七嘴八舌,蒋麒呆坐着没有说话。有人从背后递过来一把折叠刀,给他防身。

走进厕所里,蒋麒发现胡函和孙凯等人已经在等他。蒋麒一人站在一边,另外15人站在对面,将他围了起来。根据两位参与围殴的学生的证词,蒋麒先开口问了一句:“你们谁先来打我?”胡函等人商量了一阵,决定由个子高的陈某林首先动手。陈某林上前用左手勒住蒋麒的脖子,把蒋麒摔倒在地,骑在蒋麒身上殴打。

“他坐在我身上捶我的头,有很多人围上来踢我,用脚踩我的脸。我整个人都是麻木的,被打得眼睛都睁不开了。”混乱中,蒋麒拿出藏在衣袖里的折叠刀乱舞。殴打大约持续了一分钟,蒋麒感觉到对方似乎停手了。他睁开眼睛站了起来,能模糊看见周围时,发现依然有很多人围着自己。“又一个人上来打我,我被打得蒙圈。”蒋麒的手指在脑袋右边转了转,表示自己当时被打得头晕脑涨,“看他们又要冲上来的样子,我才拿刀刺了这次打我的人”。

法院审理查明,第一次受到众人殴打的蒋麒拿出折叠刀挥舞,将陈某林的腰部左侧、背部捅伤,将吴某的左大腿划伤。而后,“蒋麒从地上爬了起来,背靠厕所蹲坑的矮墙,无力地坐在地上,这时,另一名学生陈某涛从背后掌掴蒋麒,蒋麒转过身,用折叠刀捅了陈某涛一刀。其余学生再次一拥而上,打了一阵后散去”。

但直到今天,这位少年还是没有想明白,除了两败俱伤,这件事情是否还能有其他的可能性?“政教处的老师一直在怪我为什么拿刀。十几个人要打我,他们受伤了是我的错,如果我被打死了是不是又变成他们的错?”

蒋麒的手指在流血,脸上和衣服上沾满了厕所地板上的脏水。他独自回到教室,在自来水管下冲洗了手指并拿纸巾包住,听到周围的同学在议论“有人受伤了”。“我当时没想到他们伤得那么重,以为顶多是划伤。”蒋麒回忆,后来才知道,三名受伤的人里,有两名重伤——一个伤在腰部和背部,一个伤在腹部。

少年刺伤霸凌者:“我被打时没人来管”

未成年人世界

法院认为,这是一起以多欺少、以众凌寡的校园暴力案件。蒋麒系受欺凌对象,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中,他始终处于一种被动的、被欺凌的孤立无助状态。

2019年8月7日,蒋麒被羁押在吉首市看守所,直到2020年7月,法院一审作出正当防卫的无罪判决。

一审判决两个月后,本刊记者来到了吉首二中。这所学校建在市区边缘的峒河岸上,过了峒河上的一座石板桥便是村庄。学校教学楼陈旧,外侧墙壁上贴着的瓷砖已经发黑发黄。门口的道路只有一车道宽,校门两侧分布着几家文具店、小卖部。放学时,不少爷爷奶奶蹲在校门对面等着接孙子孙女,学生们从学校里涌出,流向隔壁小卖部门口摆着的零食摊。校门口有两名老师在维持放学的秩序,校门内的一块LED大屏上,轮播着本学期学校的工作任务、防范疫情的措施,最后定格一句标语:“杜绝校园欺凌,从我做起。”

少年刺伤霸凌者:“我被打时没人来管”

傍晚6点半正是放学时间。三四个男生走出校门,闪到了对面的石狮子旁,一名个子最高的男生抽出香烟分给同伴,又把打火机传了一圈,几个人边抽烟边用本地方言聊天嬉笑。值日教师往石狮子的方向走了几步,伸着脖子喊高个男生的名字,男生赶忙把香烟扔在地上的积水里灭掉,从石狮子后伸出头回答:“我等着我爸来接我呢。”

谈及去年发生的斗殴,周老师多次避开话题,只是告诉我,学校在加强这方面的管理工作。“没有人来找过我。如果有学生求助,我肯定能保护他们。”

看起来,这些学生对老师还是有所忌惮。当天在校门口值日的周老师告诉我,自己是初中二年级的班主任,班主任会轮流担任放学后的值日教师。

但实际上,当暴力发生时,少有学生会选择求助老师。不告诉大人,是“那个世界”的未成年人心照不宣的规则。

少年刺伤霸凌者:“我被打时没人来管”

一位参与围殴的男生陈莫告诉我,自己并不认识蒋麒,参与打人只是因为好朋友和蒋麒有矛盾,让自己帮忙,才加入了。“我帮他,以后他也会帮我。”陈莫说,自己其实很少真的动手打人,更多时候只是一起“撑场子”。我问陈莫,自己参加斗殴是否会担心对方告诉老师和家长?“那会比较麻烦,所以尽量不让大人知道。不过跟老师说的人也不多。”

初一时的欺凌事件让蒋麒觉得,跟成年人“说了也没用”。他记得,在校外被许多人拿皮带抽打的那位同学曾经求助过家长和老师,老师带着他去各个班级认人,他错认另一个同学打了自己,结果被认错的同学又找人打了他一顿。“告诉老师,还是要被打。”蒋麒用这件事来给自己的判断作辅证。

“你看到别人被打,会想帮他吗?会偷偷报告老师吗?”我问蒋麒。

“不会。”蒋麒回答,“我告诉了老师,他们就会来打我的。老师来了,大家也只是暂时停下,随时都能再找到机会。我被打的时候,厕所里好多人看着,也没人管我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