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15位同学的拳脚下，少年蒋麒拿出折叠刀反抗，刺伤了三名霸凌者。“以暴制暴”的悲剧后面，是一些未成年人的无助：他们无法远离同龄人的暴力，也不知如何从成年人那里得到有效的帮助。

见到蒋麒是在一个周日上午，蒋麒的爷爷蒋佑华早早站在家门口，盯着进村唯一的土路，生怕和我搭的车错过了。

刚满16岁的蒋麒身高已经接近一米八，穿着束袖口的白色运动服，神态腼腆，带着明显的稚气。他和爷爷奶奶住在湖南邵东的村子里，距离邵东城区约20公里。从城里出发，开车45分钟后，还需要走过一条下坡小路，才能到达蒋麒的家。

老房子已经有年头了，木门的下半部分破损，泛出泥土色。客厅里是并不平整的暗灰色水泥地，白天阴凉但略为昏暗，吃饭时摆上一张竹桌子，客厅便成了餐厅。屋外是长着杂草的土地，两位老人在门前养了鸡鸭，奶奶每天中午打上一大盆水，坐在这里洗衣服，再把水直接倒进地里。蒋麒从小在这里长大，熟悉的环境让他放松，尤其刚度过一段被群殴和被关押在看守所的经历后。

2019年5月17日，在湖南吉首二中的男厕所里，不到15岁的蒋麒被同年级的15名学生殴打。混乱中，他拿出一把折叠刀胡乱挥舞，刺伤三名围殴者，其中两人为重伤二级，另一人为轻微伤。蒋麒以故意伤害罪被警方羁押，在看守所度过了11个月。这段日子被蒋麒称为“被插入到人生中、本来不该有的经历”。

他在看守所里学会了察言观色，如何和其他“资历更深”的牢友搞好关系，也见到一些所谓“社会人”。他们大多十八九岁，声称自己来自一些赫赫有名的江湖帮派——太子党、湘西一把火、乾州一把刀⋯⋯因为寻衅滋事、聚众斗殴被抓进来。但蒋麒后来发现，所谓的这些江湖派系早就没有了，很多人只是借块招牌壮声势，打架闹事，结果被抓起来。

看守所里这些争强斗狠的“社会人”，蒋麒以前不认识，但却多少有些熟悉的感觉——在他曾就读的吉首二中，不乏这样的年轻人。虽然年龄更小且还在学校，但社会的暴力毒素已经渗透进他们的生活，也不幸沾染到蒋麒身上。

被羁押11个月后，2020年7月6日，吉首市人民法院认为，蒋麒在遭受多人群殴时进行反击，构成正当防卫，一审判决蒋麒无罪。但无罪判决结果没有被检方认同。10天后，吉首市人民检察院向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，要求以故意伤害罪追究蒋麒刑责。在新一轮司法结果出来之前，蒋麒被取保候审，转学回到邵东老家，暂时远离了他眼中“到处都是危险”的吉首二中。

危险的厕所

吉首市距邵东城区近350公里，是蒋麒妈妈莫娥的娘家。3岁时，蒋麒的爸爸因病去世，莫娥回到吉首，在当地商场的珠宝柜台工作。蒋麒与爷爷奶奶生活在邵东乡下，在村里度过了一段简单的小学时光。上初一后，莫娥发现儿子的成绩并不理想，决定把孩子接到吉首上学，因为“城里学校教育质量更好”。

但莫娥并没意识到，虽然城里的学校教育资源更丰富，但情况也更复杂。在吉首当地有一句歌谣：“一中学风好，二中男仔多，三中难爬坡。”在当地，男仔是混混的意思，“难爬坡”则意味着“这辈子没啥盼头了”。“那时候本想转学到吉首一中，我知道一中的教育质量和学风都不错。”蒋佑华说。他退休前是镇上学校的老师，至今村民都称呼他为蒋老师，对“学风”颇为重视。“不过想去一中，得在市里教育局‘有人’。我们没办法，按孩子妈妈的安排上了二中。”

“你站在门口会看到厕所里有烟冒出来。很多人在里头抽烟，上厕所都找不到位置。”这些躲在厕所里抽烟的孩子是蒋麒眼中“另一个世界、有单独一套体系”的学生。

来到这所城里的学校后，蒋麒发现它与村里学校的第一个不同之处是厕所。“他们是学校里的‘社会人’，认识社会上的小混混，走到哪里都是七八个人一起，很威风。有时也会看到校门口围着十几个社会上的人，染五颜六色的头发，打耳洞，身上到处是文身。”蒋麒比画着自己的手臂示意。

在厕所遇到抽烟的学生时，蒋麒心里会“莫名有点发慌”，上完厕所赶紧离开。他估计，每个班大概都有十来个这样的同学，上课睡觉、玩手机游戏、聊天。“也听说过他们会欺负同学，常常在学校里到处宣扬要打某个人。那时候我以为他们只是嘴上说说而已。”直到入校两个月后，被欺凌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，蒋麒才知道，打人的事情并不只是“嘴上说说”。

每天午饭结束，吉首二中的学生们有一个半小时的休息时间。被打的那天，教学楼下空旷的大平台正在举行拔河比赛。蒋麒凑在人群里围观，忽然有一个不认识的同学从后面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让他一起去另一个角落。“他的语气很好，还对我笑了两下，我就跟着过去了。”

随后，蒋麒被带到十几个不认识的同学面前。站在中间的“老大”问他：“你平时为什么老是在楼上盯着我看?是不是想喊人打我?”蒋麒的教室在三楼，初来乍到的他常常课间趴在三楼围栏上张望，没想到这个举动引来了一楼“老大”的注意。“我当时蒙了，一直跟他解释，‘我根本不认识你，没有盯着你看，更没有要打你’。他不听，只是不停重复之前的话。”回忆起当时的情形，蒋麒的语气不自觉地加快，变得着急起来，“我不知道还能怎么解释，他们人多，又围着我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!”每次向“老大”解释完，蒋麒都迅速把头低下，望着地板。但最后一次回完话，他偷偷瞟了一眼周围，正好与站在“老大”身边的同学眼神对上。“那个人也刚好看着我，就说：‘你很嚣张啊，敢盯着老子看，走，去厕所。’”

那时的蒋麒还不理解“去厕所”意味着什么。“去厕所干吗?”他问。人群中发出一阵哄笑。有人捏着嗓子揶揄：“你说去厕所干什么?跟你谈人生吗?”

蒋麒隐约觉得不对劲，但“当时我刚从农村过来，一个人都不认识，只好跟着他们去了”。蒋麒对我苦笑了一下，“我一进去就觉得上当了，因为厕所里有好多人”。

他记得自己被推搡着站到了一边，对面那群陌生同学开始用他听不懂的吉首话窃窃私语。突然一根木棍敲到了他的头上，蒋麒感觉“整个脑袋天旋地转”，他本能地伸出一只手挡住头，挥动另一只手打到了拎棍子的人。“然后我就完了。”蒋麒再次苦笑。一群人把他按到地上。“人在一瞬间涌上来，我动都动不了，他们从背后冲上来，跳起来拍我的头，把我按倒，那么多的手脚开始打我。”

一轮殴打结束后，人群稍微散开。蒋麒站起来背靠着墙，一边慢慢往厕所外挪动，一边问对方：“我哪里惹到你们了?为什么要打我?”后来他才明白，对这些校园里的“社会人”来说，“欺负一个人并不需要什么理由，可能只是因为你好欺负”。有两类人可能免受欺负，一类是成绩特别好、受到老师关注的同学，另一类是同样认识社会上的人，“有人罩着”。而他这样从农村转学过来，在当地没有什么社会关系的学生，很容易成为被欺负的对象。

快退到厕所门口时，有人喊了一句“别跟他废话，拖进去继续打”，蒋麒慌忙跑了出去。

求助

欺凌来得猝不及防，蒋麒逃离危险的厕所，飞奔到办公室求助班主任。

他认出了一名打人者，“但那个班的班主任说‘一个巴掌拍不响，苍蝇不叮无缝的蛋’。

班主任带着他到每个班去认人。对方一致说是我先动手打了他们，那个班主任也相信他们”。说到这里，蒋麒发出一声哼笑，摊手问我：“我一个新来的，会去打十几个人吗?那个班的班主任只是想尽量把自己班上的同学撇清关系，免得自己被学校批评。”最终，参与这次群殴的其中两名学生赔偿了蒋麒3000元并被记过，事情就算处理完了。爷爷蒋佑华觉得，这次事情处理得太草率。但他当时正因阑尾炎住院，无法参与，“孩子妈妈也很忙，息事宁人算了”。

之后，蒋麒还两次目睹了其他同学被围攻欺负。“一次还是在学校的厕所里，一群人先用衣服蒙住一个同学的脑袋，再上去踢他、踩他。”蒋麒认识被打的同学，“老实巴交，成绩不太好，甚至有点傻傻的”。另一次在放学的路上，蒋麒看到校外的巷子里，学校里的学生和社会上的小混混围着一个倒在地上的同学群殴，拿皮带抽打，用脚踢。

目睹的暴力让蒋麒害怕，他的转学生身份、家境，甚至口音都可能是招来麻烦的源头。

“这个学校处处都是危险。这里的学生都说苗族话、吉首话，我一个人说普通话，有格格不入的感觉。”蒋麒说。他的成绩开始下滑，妈妈莫娥觉得，儿子成绩下降是因为平时过度沉迷于手机。那一次，母子俩爆发了一场争吵，争执中莫娥拿起蒋麒的手机摔在地上。蒋麒顺势提出，自己想转学，回邵东去读书。

蒋麒没有跟妈妈详细聊过学校里的危险，“告诉她也没用，她又不能每天盯着我，而且她还摔坏了我的手机”。

莫娥不能理解儿子的请求。她20岁时生下了蒋麒，孩子父亲去世后，她再婚了。丈夫常年在外省工作，她在吉首一个繁华商场的珠宝柜台当销售经理，工作占据了她大量的时间，还要一个人照顾蒋麒和刚满4岁的女儿。她觉得，自己已经尽全力给孩子提供好的教育。

既不能求助成年人，又无法离开这里，蒋麒想学着用“那个世界”的规则来保护自己。

被打之后，有同学给蒋麒传授经验，让他给“社会人”买烟、说好话，就不会再被欺负了。蒋麒去学校门口的小商店买了烟，课间在厕所遇见殴打自己的同学时，就派烟给他们。“他们让我也抽，我说我不会。他们说不抽就是不给面子，看不起他们。”就这样，蒋麒学会了抽烟，虽然是被迫的，但他觉得这似乎是一个有效的方法。给众人发了几次烟以后，“他们会骂我，排挤我，看不起我，不过没有再打过我”。

然而，相安无事的日子只持续了小半年。初二下学期，蒋麒再次摊上了麻烦。

一场事先宣扬的欺凌

“去厕所一定不是什么好事，但我没想到他会打我，我就去了”

2019年5月17日，早上7点左右，蒋麒刚到学校，就被等在教室门口的同班同学孙凯带去了厕所。此时的蒋麒已经“深谙规则”，。孙凯靠在厕所的矮墙上，边抽烟边问蒋麒：“我要打你，你怎么办?”

孙凯是班上的一名“社会人”。父亲经商，家里经济状况不错，也认识一些社会上的人，“出门都能用几十块、一百块钱”。14岁的他曾在QQ空间发出一张照片，桌上摆着一包零食、一盒香烟和一支打火机，配文是“一天标配”。孙凯还喜欢在空间里分享游戏和情感状态，似乎常常因为感情不顺而伤感，又很快会“官宣”新的女朋友。他的交往超出一般未成年人的范畴，曾专门发出一条动态，配图是一张染着黄头发的男生自拍照，写着祝贺“××哥生日快乐”，或是圈出十几个QQ昵称，写“感谢有你们”。

孙凯为什么会盯上蒋麒?判决书上给的理由是，两人“性格不合”。

但他仍然先向对方道了歉。“不知道究竟什么事，反正先道歉就对了。我说，大家都是同学，别叫人打我。但没用，他让我选择在学校厕所里被打还是在学校外面。”蒋麒选择了在学校外。按照“那个世界的规则”，在校外被打实际比在校内更可怕，校外意味着可能有社会上的人参与，斗殴的激烈程度是难以预料的。但蒋麒的打算是，“每个班的放学时间不一样，总不可能刚好他找的人同一时间放学了。打不过你，我总跑得掉嘛”。

吃过早饭从食堂出来后，另一个班的男生胡函带着四个同学又在楼梯上叫住蒋麒，说他招惹了自己的女朋友。蒋麒并不认识胡函，询问了对方女友的名字，才知道是自己的同班同学。“我都不知道怎么解释，也不知道惹到他女朋友是什么意思!”聊到这里，蒋麒从椅子上坐直，再次变得激动起来，“我只有坐车春游时跟那个女同学说了几句话。我一直说‘没有招惹她啊!’但也没用，胡函跟我说，要给他买包烟，否则叫人来打我。”

这是同一天蒋麒第二次被恐吓。他赶紧跑到学校外，买了一包7块钱的红旗渠香烟——这是他那天唯一能买得起的烟。莫娥每天给蒋麒7块零花钱，他有时会花2块钱坐公交车上学，更多时候会选择走路50分钟上学，省下这2块钱。但“那个世界”的学生，平时大多抽10块钱的金白沙，一包7块的红旗渠代表着“不尊重”和“没诚意”。胡函拒绝了这包不够体面的香烟，这意味着，一场针对蒋麒的围殴即将开始。

午饭过后，蒋麒在座位上休息时，三名同学再次来找他去厕所。蒋麒没有动，孙凯从教室外走进来。“说如果我不去，就找社会上的人在校外打我，要我好看。”蒋麒还记得自己当时的感觉，“整个人都不好了，脑袋都是空的，陷入了一种恐惧，很慌”。他拿出课桌里的一把折叠刀藏进了束口的校服衣袖里，“我想，如果他们只是要烟，我明天再去买;如果他们要打我，我就拿出来吓唬他们”。

至于刀是谁给的，蒋麒始终不愿意对别人透露，只是告诉我，当发现他被盯上后，有几位同学围上来关心他。“孙凯是不是要打你?”“你给他买些烟吧。”同学们七嘴八舌，蒋麒呆坐着没有说话。有人从背后递过来一把折叠刀，给他防身。

走进厕所里，蒋麒发现胡函和孙凯等人已经在等他。蒋麒一人站在一边，另外15人站在对面，将他围了起来。根据两位参与围殴的学生的证词，蒋麒先开口问了一句：“你们谁先来打我?”胡函等人商量了一阵，决定由个子高的陈某林首先动手。陈某林上前用左手勒住蒋麒的脖子，把蒋麒摔倒在地，骑在蒋麒身上殴打。

“他坐在我身上捶我的头，有很多人围上来踢我，用脚踩我的脸。我整个人都是麻木的，被打得眼睛都睁不开了。”混乱中，蒋麒拿出藏在衣袖里的折叠刀乱舞。殴打大约持续了一分钟，蒋麒感觉到对方似乎停手了。他睁开眼睛站了起来，能模糊看见周围时，发现依然有很多人围着自己。“又一个人上来打我，我被打得蒙圈。”蒋麒的手指在脑袋右边转了转，表示自己当时被打得头晕脑涨，“看他们又要冲上来的样子，我才拿刀刺了这次打我的人”。

法院审理查明，第一次受到众人殴打的蒋麒拿出折叠刀挥舞，将陈某林的腰部左侧、背部捅伤，将吴某的左大腿划伤。而后，“蒋麒从地上爬了起来，背靠厕所蹲坑的矮墙，无力地坐在地上，这时，另一名学生陈某涛从背后掌掴蒋麒，蒋麒转过身，用折叠刀捅了陈某涛一刀。其余学生再次一拥而上，打了一阵后散去”。

但直到今天，这位少年还是没有想明白，除了两败俱伤，这件事情是否还能有其他的可能性？“政教处的老师一直在怪我为什么拿刀。十几个人要打我，他们受伤了是我的错，如果我被打死了是不是又变成他们的错？”

蒋麒的手指在流血，脸上和衣服上沾满了厕所地板上的脏水。他独自回到教室，在自来水管下冲洗了手指并拿纸巾包住，听到周围的同学在议论“有人受伤了”。“我当时没想到他们伤得那么重，以为顶多是划伤。”蒋麒回忆，后来才知道，三名受伤的人里，有两名重伤——一个伤在腰部和背部，一个伤在腹部。

未成年人世界

法院认为，这是一起以多欺少、以众凌寡的校园暴力案件。蒋麒系受欺凌对象，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中，他始终处于一种被动的、被欺凌的孤立无助状态。

2019年8月7日，蒋麒被羁押在吉首市看守所，直到2020年7月，法院一审作出正当防卫的无罪判决。

一审判决两个月后，本刊记者来到了吉首二中。这所学校建在市区边缘的峒河岸上，过了峒河上的一座石板桥便是村庄。学校教学楼陈旧，外侧墙壁上贴着的瓷砖已经发黑发黄。门口的道路只有一车道宽，校门两侧分布着几家文具店、小卖部。放学时，不少爷爷奶奶蹲在校门对面等着接孙子孙女，学生们从学校里涌出，流向隔壁小卖部门口摆着的零食摊。校门口有两名老师在维持放学的秩序，校门内的一块LED大屏上，轮播着本学期学校的工作任务、防范疫情的措施，最后定格一句标语：“杜绝校园欺凌，从我做起。”

傍晚6点半正是放学时间。三四个男生走出校门，闪到了对面的石狮子旁，一名个子最高的男生抽出香烟分给同伴，又把打火机传了一圈，几个人边抽烟边用本地方言聊天嬉笑。值日教师往石狮子的方向走了几步，伸着脖子喊高个男生的名字，男生赶忙把香烟扔在地上的积水里灭掉，从石狮子后伸出头回答：“我等着我爸来接我呢。”

谈及去年发生的斗殴，周老师多次避开话题，只是告诉我，学校在加强这方面的管理工作。“没有人来找过我。如果有学生求助，我肯定能保护他们。”

看起来，这些学生对老师还是有所忌惮。当天在校门口值日的周老师告诉我，自己是初中二年级的班主任，班主任会轮流担任放学后的值日教师。

但实际上，当暴力发生时，少有学生会选择求助老师。不告诉大人，是“那个世界”的未成年人心照不宣的规则。

一位参与围殴的男生陈莫告诉我，自己并不认识蒋麒，参与打人只是因为好朋友和蒋麒有矛盾，让自己帮忙，才加入了。“我帮他，以后他也会帮我。”陈莫说，自己其实很少真的动手打人，更多时候只是一起“撑场子”。我问陈莫，自己参加斗殴是否会担心对方告诉老师和家长?“那会比较麻烦，所以尽量不让大人知道。不过跟老师说的人也不多。”

初一时的欺凌事件让蒋麒觉得，跟成年人“说了也没用”。他记得，在校外被许多人拿皮带抽打的那位同学曾经求助过家长和老师，老师带着他去各个班级认人，他错认另一个同学打了自己，结果被认错的同学又找人打了他一顿。“告诉老师，还是要被打。”蒋麒用这件事来给自己的判断作辅证。

“你看到别人被打，会想帮他吗?会偷偷报告老师吗?”我问蒋麒。

“不会。”蒋麒回答，“我告诉了老师，他们就会来打我的。老师来了，大家也只是暂时停下，随时都能再找到机会。我被打的时候，厕所里好多人看着，也没人管我。”